如此吸引我们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现在流行传记。专家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文学专业，始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萨穆埃尔·约翰逊的生平》。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无疑是这个体裁的权威人士，他们把传记变成一个艺术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显著的特例外，几乎还没有人从事传记创作：也许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隐私，也许我们接受的是顽固私密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阿拉伯传统）。

前些时候，女作家贝伦·戈佩吉曾对我说，她不喜欢传记，她觉得这个体裁纯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欢；不是因为能从嚼舌头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它镜子般的特性。我认为阅读他人的生平时，我们在试图向他们学习：传记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领地进行侦察的探险者。我们研究他们的历险和不幸，渴望推断出等待我们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一个人在胜利和失败面前，在衰老、敌意或损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应对。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实质越来越明显，混乱缺乏治标之药（婚姻不会永远长久，等待我们的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已经没有能适宜安排我们日子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我们需要一张在这么多的空白中指路的应急地图。于是当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逐步绘制自己的私人地图：珊瑚礁在哪里，外海和浅滩在哪里，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里。

生命是一个时间历程；在这路上，岁月逐渐塑造我们，也毁灭我们。或许那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明天我会是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什么？这个系列的女性表明，时间的确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满风险。有些女人彻底遇难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尔·克洛岱尔。其他人陷入一种巨大的毁坏中，但令人尊敬地战斗到底，像弗里达·卡洛和奥托兰·莫雷尔。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不能说服我：可以说她们以某种方式内在僵化了，如玛格丽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有其他少数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成功，优秀的乔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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