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终结"，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逃亡者"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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