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拂晓，正西方两百五十公里处，警察中尉卡里姆·阿杜夫读完了一篇关于利用基因指纹指控强奸和谋杀犯罪活动的犯罪学论文。六百页的文章让他几乎整夜都没睡。石英钟闹了起来，他盯着上面的数字：7∶00。

卡里姆呼了口气，挥舞着将论文抛到房间的另一边，然后去厨房泡了杯红茶。他又回到客厅——他吃饭和睡觉的地方，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他前额靠着玻璃，想象着在他刚被调去的污秽的穷乡僻壤，是否有做基因调查的机会。结果显然是，机会渺茫。

年轻的马格里布人看着外面的路灯。夜晚淡褐色的飞蛾似乎还不愿飞走，粘挂在路灯上。一种苦涩的滋味卡在他喉咙口。即使是从事最危险的犯罪活动，他也总是知道如何逃避蹲监狱。可二十九岁成了警察后，却要被关在比监狱还蹩脚的地方：一个位于沉积岩床中心，无聊透顶的外省小城镇。一个没有高墙和铁窗的监狱，一个精神上的监狱，一点点消磨着他。

卡里姆开始幻想。他看到，通过DNA和特殊软件分析，自己正在逮捕连环杀人犯，就像美国电影里演的那样。他想象着一个技术小组正在研究罪犯的基因类型，通过研究和数据分析，专家在染色体链上某个地方，分离出一处缺失。他们把这处缺失认定为案子的核心，甚至是犯罪冲动的关键。在某个时期，人们就谈论过，一种双Y染色体是杀人犯的特征，但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错误的。然而，在卡里姆的幻想中，一种新的“拼写错误”被证明存在于基因链的碱基组合中，这是因为卡里姆自己不辞辛劳的追捕，才得以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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