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华盛顿短暂停留，中转换机，当时担任华盛顿销售处负责人的雷德・拉莫特到机场来见我。“汤米，”他用他特有的那种随意语气说，“美国人口普查局从雷明顿-兰德公司买了一台UNIVAC，听说不久之后他们还要再买一台。普查局的人都很兴奋，为了给UNIVAC腾地方，他们把几台我们的制表机推到角落里去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件关于UNIVAC的事情，但人口普查局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穿孔卡片机，那个地方一直堪称“IBM的后院”。我心想：“上帝呀，我们还在这边费心费力地研制国防计算机，那边UNIVAC已经开始抢占所有的民用计算机市场了。”我开始恐慌起来。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飞回了纽约，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当时整个IBM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电子计算机的巨大潜力，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哪怕百分之一都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想见的，那就是我们正在丢掉一部分生意。我们的一些工程师已经开始进行设计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初步尝试了。我们决定将他们的工作加以推进，以期生产出可与UNIVAC分庭抗礼的主打产品。

两年半之后，这一产品终于面世了，那就是IBM702型机，不过当它尚在研制阶段时，大家都管它叫作“磁带处理机”。大家都能够看到，IBM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跨过了父亲所钟爱的穿孔卡片机，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两个重大的计算机研制项目在同时进行。数支工程师小组三班倒地全天候工作。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会将其他所有事情先放到一边，花几个小时同项目负责人谈话，督促他们的进度。IBM的员工发明了“应急模式”一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工作状态：那时候我经常感觉我们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1952年的一个早上，麦克道尔来找我，带来了一份国防计算机研制费用的最新分析报告。“你不会想看到这个的。”他说。分析报告上说，我们之前提供给顾客的报价太低了——低了足足一半。我们原本以为研制这种机器每个月会花费8000美元，而实际上每月的花费将在12000美元到18000美元之间。我们别无他法，只得登门造访客户，告知他们这一情况。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订单竟然并未因此而减少。当时我真想高呼：“尤里卡！”显然，我们发掘到了一处全新的刚性需求源。这些客户对电子计算机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也没把他们给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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